婺源自南宋末至元、明、清，出了数以千计的专家、学者和官吏，这得力于大办教育。这大办教育又深受朱子兴学育人的影响。最显著的标志是书院林立，而担任书院教授的又是各地名流。
    起先，本籍教养子弟，不过是私熟和义学而已。其规模小、财力薄，且又在大村和大姓之所在地，山乡僻壤和贫困子弟，读书艰难，这必然造成人才的埋殃。
    朱子在第二次回到家乡时，已四十七岁，他写了不少著作，对于理学的丰富和发展，在朝野间获得了盛誉。早在他二十二岁担任同安主薄时，“乃选县之秀民充弟子员”择师教子，“身加择励，并教为文谕之”。这就是说，他不仅编教材，而且授课。后来，他便亲自办学了，如竹林精舍。精舍是书斋，是学舍，是集生徒讲学之所。直到他六十四岁任湖南安抚，作为封疆大吏，一省之长，还抓住教育不放，他改建岳麓书院，“更择爽垲改地而新之”。“别置员额以待，不由课试而入者，其廪给与郡庠等”，拨出一定数止的补助，使一些学子享受到政府给的待遇，对家庭贫穷而又勤学的青少年来讲，确定解决了问题。同时，朱子在任期，“事论亱与诸生讨论回答，略无倦色。”
    “读朱子之收，扬朱子之风”，在婺源已成为时尚。
    南宋末年，婺源开始兴办书院，地点在汪口，创办了是俞皋。
    元至元二十四年（公元1287年），曾任奉直大夫的汪无圭在县城创办了“文公书院”，蛮称“晦庵书院”，明嘉靖时改称“紫阳书院”。经过康熙和乾隆期间扩建，有头门、二门、正厅、后寝及东西书房二十二间，东廊房九间，外房三间。清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，又再次大规模扩建，正厅、三贤堂、述堂、博学审问堂、慎思明辨堂、笃堂，共号舍七十间，另帐房一间，厨房二间，头门门房三房，左右翼以阁院，左侧还有余庆祠，从此规模来看，比庐山的白鹿书院还要大，在院学子至少超过百四十人之众。至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停滞不前办。这座书字的历史共越四朝，达六百四十四年之久，为全国书院历史最长者这一。
    设在考川村的明经书院，为无朝时该村乡绅胡淀创办，院史亦达四百余年。该院盛时，有房二百余间。“四方学者去集”，历十年，就有“学者盈千人”，授课、研讨、著述，即是学校，又是社会科学研讨和创作单位，首任山长（书院领导）胡炳文，就是一位著述家和教育家，史籍有记载。
    还有一个著名的福山书院，建于明嘉靖十六年（公元1537年），地址在中去村。清乾隆36年（1776年）扩建，中为讲堂，东西有房六十间。民国时，废，断续亦达三百多年之久。
    其他如虹东书院、崇振书院、霞源书院、开文书院、教忠书院、石丘书院、桂岩书院、湖山东书院、龙川书院以及遗安义学、中山书塾、虹东精舍、碧溪义学、东山学社、存古学社、太白精舍、芳溪义学、东湖精舍等，据统计，有160多年。
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，座落于崇山峻岭的阆山村，只有三四十户人家，也办了一所书院：阆山书院。创办了为武弁出身的汪同，金弋铁马列者出资办学不在本人家乡的在畈浯村，而设在远离数十里的穷山僻壤，史籍去：“盖先生（朱熹）教化之功也。”据知情人士称。该书院以培养中医（药）人才为宗旨，类似中医药初等学校。婺源出现大批中医，与该院的影响有关。
    上述书院、义学、精舍、书塾，地域分布较合理，遍及城乡。且有田亩赋税，以资“膏火”（教授薪俸和生员津贴）。如紫阳书院有学田389.35亩；明经书院有350亩，其余者各有百亩和十数亩不等。一些士绅亦有捐献，清时的方锡荣“以父命捐二千金入郡紫阳书院”，清代婺源当局定下例规，茶商必须每年为书院出资“膏火银”，资助金额多者为400两。
    在书院讲学者多为名宦、学者，如户部尚书汪应蛟、吏部尚书余懋衡、光禄寺卿游汉龙、翰林院五经博士朱德洪、能经史诸子百家之学的胡一桂，称为“节斋先生”的潘荣，终身以师道自任的游芳以及著名学者江泳、潘继善、汪绂等等。外地学者有曾任礼部尚书的湛若水、休宁学者赵方以及丹阳的王作霖。当地的婺源县令赵崇善、万国钦亦不时到书院讲学。一些规模较小的义学和私塾的教书先生，多为本村和外村的饱学之士，如方思山村，就有十八位以教学为业的知识分子。
    教材多以儒家的四书五经和诗书礼乐学说，尤其是朱子的理学和有关著述为主，亦涉及诸子百家、阴阳医卜、星历术数。